到了我住的旅馆，他问明住一天要200多元，便请我搬到他家去。我说，好几位亲戚邀我，我都不去，因为我没有好久就要回北京去了。他听了，显得很不以为然，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老长官，有句话只听人说过，我不大懂，请老长官指教。'我说：'什么话？'他说：'有人讲什么'识时物这为真杰'，这话不知如何解释？'我听了，暗自好笑，也很可怜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到赚钱上面去了。接着我就对他说：'过去我读书也很少，你是知道的，不过我一直坚持自学，你记得不？我那么忙，每天一定得看书、看报、写日记。你问的这句话，可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吧？'他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一时念错了！所以也不懂得作何解释。'我继续说：'按照我的认识，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比如，目前祖国要统一，就应当在这方面尽力多作贡献，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十亿人民一边。这样，人民才会承认他是个爱国的俊杰。如果有钱便想去加入外国籍，忘掉自己的国家和祖先，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谴责！'他说：'是！是！是！'我说：'你应当订一份《人民日报》看看，多了解祖国一点情况。'他说：'老长官，订那种报纸看，许多老主顾就不敢来了。'我正想开导他一番，电话铃响了。我在电话里回答对方：'是我，我不出去，请马上来吧。孩子们愿来，也很欢迎！'他问：'老长官，谁要来？'我说：'前年从北京出来的一个朋友，想孩子来看看我。'他一听是从北京来的朋友，马上起身告辞，不用问，我便起身送客。其实要来看我的，是以前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工作过的熟人，他从前年去香港后，好不容易才在一家钟表装配工厂找了一个工作，爱人还是做临时工，女儿生病，在香港无钱治，还是送回北京治好了才又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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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与前妻，女儿

对这位口口声声不忘我这个'老长官'的人，我除了在他的酒家做过一次客外，便没有再去了。临走那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回北京了。

由于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每天早上5点便起床，洗完一个冷水澡，再运动一下；早饭后，小睡片刻才起来工作；午餐后，午睡一会，这样，下午便精神振奋；晚上10点左右上床睡觉。可是，到了香港，这一切都被打乱了。香港的人，起得迟，睡得晚，上午10点后才开始活动，中午饭后继续工作，从不午睡，晚上一般都在11点以后才上床。根据这个情况，我便利用早上的一大段时间来写东西，首先把我和溥仪相处的几年中一些有趣的事写了出来，香港的几家报纸和杂志都想要，日本的《中央论坛》也想要。接着，我又把在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程中一些有趣的事写了出来，这主要是用大量具体生动的事实来说明共产党改造政策的伟大，借以驳斥某战犯特赦后所写的一本旨在诬蔑与攻击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战犯自述》。我的标题是《战犯改造所趣闻》。有的老朋友看了这个标题就质问我：'当了战犯，住进监狱，除了牢骚，还会有什么乐趣？'我告诉他们说：

'集中成百名国民党的将军、省长、特务头子等在一起生活、学习，全世界的历史上也找不出吧！这些过去都是高高在上、一呼百应的大官，光是他们自己料理生活中笑话百出的事，就可以写成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其中有的人，过去连刷牙都是由姨太太先把牙膏挤好；入狱后，第一次自己挤牙膏刷牙，竟把牙膏一下挤出尺把长。看到这样一些笑话，谁又不会哈哈大笑，而去发牢骚呢？'总之，我知道的许多事，对香港与海外的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比起他们天天看腻了的那些黄色下流的东西，不但新鲜得多，而且有趣得多。我写这些趣事，并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他们的好奇，主要是借此来帮助读者对共产党的政策能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事实胜于雄辩，任何造谣中伤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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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晚年

开始，许多人不相信我能写东西，因为他们过去只看到我能够双手打枪，而从没看到我拿过笔杆。过去连我出面编写的一本在军统许多训练班使用的《行动术教材》，我也只是指点指点该如何编，顶多讲讲，做做示范动作，就算是我编写的了。所以他们对我所写有关戴笠的情况，在香港报上发表后，认为虽然都是事实，但不会是我写的，一定是我讲别人写。现在听说我在香港写东西，都想来看个究竟。他们看到我连底稿都不打，在稿纸上一气呵成，很感惊异。我便开玩笑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我分别30年了，能不取掉有色眼镜，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吗？'

在香港和在国外发表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转载的，版权所有，用了就得付钱。在那种金钱第一的世界里，我写的东西也就不客气地要钱，连过去他们刊登过的我的东西，也都付给了我优厚的稿酬，所以我只要每天写上几千字，就不愁吃和住等问题了。有天我正午睡，一个老朋友来，看我刚从床上爬起，便说：'你中午怎么不写东西就睡觉？不是把钱都睡掉了？'听了这句话，真使人感到太可笑了。我告诉他：'我到香港不是为了来赚钱的，有空才写点东西。如果为了赚钱，叫我连午睡都放弃了，这种钱再多，我也不想要。'更有那样几个自称'关心'我的朋友来劝我说，写这些东西，别人给你的稿费虽然是'从优付酬'，但还是太少，如果能写写'小骂大帮忙'的东西，就不是论千字计酬，而是论字计酬了！我一听就火了，但既然是天天在喊'友谊第一'的北京客人，总得有点风度，我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前几年，我在香港几家报上都写过一些'小骂'的文章，不知你们看过没有？'他们摇摇头，我便随手抽出1975年8月14日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第一版刊登的我的《从蒋帮暗杀手段看张铁石之死》（张铁石是1975年获得特赦后，请求去台与亲人团聚被阻于香港的10个人中的一个，后被害于香港富都酒店）与《揭露蒋帮的卑鄙手法》，以及1978年2月13、14、15日在《大公报》头版连续刊登我写的有关揭露蒋帮解放前迫害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文章，并刊出的我的签名照片等给他们看，他们却说：'这些早就看过了，我们是请你写写小骂一下北京的．.....'我立即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啊！你们是要我骂中国共产党吗？请问：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从那样贫穷落后建设到今天这样，使十亿人民都有吃有穿，解决了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所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威信，有什么值得骂的？这只能歌颂，该骂的不是他们．.....'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便有人插嘴：'骂骂对你不好的人总可以吧？'我说：'共产党对我好，个别人没有认真执行政策的情况当然有，但用不着我来批评，《人民日报》对不认真执行政策的个别干部经常批评，谁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从不官官相护，用不着我来骂。再说个别对我有过不好的人，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够了解。我过去做过那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杀过那么多的共产党人，个别人一时想不通，这也是情理中之事。可是他们对祖国、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比我多得多，我能因一星半点小事来损害他们的积极性吗？如果我利用出来的机会搞这些小动作，这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当然，几句话是不容易说服这些人的，提这种要求的人还是有，我便用斩钉截铁的态度表示：'要我写文章骂中国共产党，即使是一字千金，也买不动我。因为这不是个人利害问题，也不只是恩将仇报的问题，这是出卖自己的人格与灵魂的可耻行为，是大是大非都不分的问题，连子孙后代将来都要责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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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可以流芳百世，也可以遗臭万年。'碰过这种钉子的人，自然会恼羞成怒。我在香港，他们是怎样看待的呢？我想还是抄下蒋帮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1981年1月17日用红底大字标题刊登的《戳穿沈某可耻目的》中的几小段，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篇东西是以'一群热爱贵报的读者'的名义写成的，写的人自称'都是忠于国家的人'。他们首先说明写这篇东西的用意，是'近闻本港几家 x 刊，对党国叛逆，共 x 统战走狗沈 x 来港小住之消息，大登特登，使我们极为气愤，我们当中与沈过去有相识者，曾访沈于旅舍，向其晓以大义，劝其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而能在此反戈一击，痛改前非，为时未晚，岂料此一走卒竟到了不可救药之程度，我等对其已仁至义尽矣，现为戳穿其可耻目的，并促其认真考虑前途，欲借贵报一角，发表我辈对此走卒一篇逆耳忠言，兼警顽愚'。

在作了这样别有用心的说明之后，他们以《沈 x 来港想要干什么？》为题大作文章，咒骂我'全不念及戴将军对其海洋之深恩，为了博取 x 共之欢心，不惜丑化戴将军，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不知此人还有什么人性？更令人气愤的，是某某等报均称：沈 x 偕女来港系欲会晤其在大陆以外之子女，直言之，就是要会晤其在台之众多子女'。并以此骂我不知'已故老总统'的'深厚恩情','今尚欲妄图勾引其子女充当共 x 统战走卒之走卒，不惜出卖骨肉以进一步讨好共 x 乎？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随后，笔锋一转，说什么'沈 x 如人性尚未全失，真有点父子之情，欲叙天伦之乐，只要真心改悔，回头还是有岸可登，若以往种种均系被迫，则可乘此良机，选择自由道路。百世流芳乎？万年遗臭乎？全在今日一念之间，望慎择之！深思而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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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与女儿沈美娟

这一篇连骂带拉、又骂又拉的妙文。用不着我多费唇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的真实用意所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这些人的嘴脸，我是已经看透了。所谓'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要由历史来评断，不是任何人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能强加于人的。

我在香港，每天买几份报纸看，却从来不买这份日报，因为我太了解'中央社讯'那一套编造的东西了，连我好端端的活着，竟可以说成是'惨遭杀害',好像亲眼看到我被共产党杀了，而且杀得很惨。出乎意料地，这天一早，这份报纸一印好刚送到报摊，就有一位老朋友到旅馆来找我。一见面，他便得意洋洋地举着这份报纸。我问他：'这么早来有什么急事？'

他说：'送报给你看！'

我说：'一定有好消息吗？是不是台湾回归祖国了？'他说：'骂你的文章！好好看一看，想一想！'

我'啊'了一声，把报纸接过来，向书桌上一放，继续修剪我的指甲，只笑了一声：'谢谢！'

老朋友生气了：'人家（肯定包括他）骂你，你还满不在乎，还笑什么？'

我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不被人骂骂，那未免太没意思，也就太庸庸碌碌了。不过要看看骂我的人是少是多，如果是少数人骂骂，这是我做了对多数人有益的好事，对这种骂，应当高兴地笑；如果是多数人在骂，那就应当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他说：'当然是多数人骂你！'我说：'多到什么程度？'他说：'所有的老朋友，加上全台湾的人民。'我说：'台湾的人民也会骂我吗？'他说：'当然会骂！'我说：'我相信台湾省的人民不会骂我。全国十亿人民不会骂我，所以我应当笑！'可能是认为我真的到了'不可救药之程度'，前几天还称赞我'开口闭口，友谊第一'的老朋友，竟一点礼貌都没有；进来时还喊了一声' Good morning '，走时连一声' Good bye '都忘记叫，气冲冲地连门也不带就走了。等我剪好指甲，打开报纸一看，原来如此！说明我完全笑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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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尚往来。北京来的客人，更应当有礼貌，别人既在报纸上骂，总得答复一下。我正抽出笔来准备写一篇书面谈话，忽有两位老朋友走来，一看我写的开头几句话，就问：'你不先请示一下，就发表书面谈话？'我说：'按照宪法规定，人人都有出版、集会、结社、言论……的权利，这些个人的事，为什么还要请示？'他说：'起码得送给什么首长看看吗？'我说：'写了就送给报馆。'他说：'我们等你写好，一同去吃早点。'我说：'行！'我一边写，他们一边看，可能还怕我是做样子吧，又打开照相机，写一张，照一张，这真比当年考秀才举人还严格，我总算没有丢人，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了。

由于应酬越来越频繁，我患有心脏病，发作起来相当麻烦。通过亲友们与台湾联系，知道我在台湾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出不来。儿子虽然自己有辆汽车可以送亲友到飞机场，但却不能去海边，可能是因为他是游泳健将，怕他泅水到香港和我一同回北京吧！其实，他对家乡没有一点印象，让他回来，他也不一定有多大兴趣，更不用说偷渡了。所以我早不想再在香港等下去。女儿（我在大陆的女儿沈美娟）也看不惯，过不惯那种生活。两人一合计，还是早点回去。在加拿大的弟弟也因病不能来，只派他的儿子、儿媳带着小孩来看了我。此行目的不能完全达到，又赶上心脏病慢慢在发作，亲友们劝我在香港就医。我不是不相信香港的医院，他们的医疗设备都很先进，医药都不差，不过我怕万一死在香港，我这辈就洗不清了，别人可以随便造谣，我也没法再辩。只要能坐上火车，死在广州，就算保持了我的晚节。

在香港，不止一次向一些好心留我的亲友表示过，人对物质生活的享受是有限的，连古人都知道'大厦千间，夜眠七尺'。一天能吃多少、穿多少、用多少呢？而精神生活则享受无穷，它是不能用金钱可以作比的最高尚的东西。